从赵雪阳先生的通信（三月三十一曰本刊）里，知道对于我那篇“青年必读书”的答案曾有一位学者向生学发议论，以为我“读得国中书非常的多。…如今偏不让人家读，…这是什么意思呢！”
我读确是读过一点国中书，但没有“非常的多”；也并不“偏不让人家读”有谁要读，当然随便。只是倘若问我的意见，就是：要少——或者竟不——看国中书，多看外国书。这是这么一个意思——我向来是不喝酒的，数年之前，带些自暴自弃的气味地喝起酒来了，当时倒也觉得有点舒服。先是小喝，继而大喝，可是酒量愈增，食量就减下去了，我知道酒精已经害了肠胃。现在有时戒除，有时也还喝，正如还要翻翻国中书一样。但是和青年谈起饮食来，我总说：你不要喝酒。听的人虽然知道我曾经纵酒，而都明白我的意思。
我即使自己出的是天然痘，决不因此反对牛痘；即使开了棺材铺，也不来讴歌瘟疫的。
就是这么一个意思。
还有一种顺便而不相⼲的声明。一个朋友告诉我，《晨报副刊》上有评玉君的文章（２），其中提起我在《民众文艺》（３）上所载的《战士和苍蝇》的话。其实我做那篇短文的本意，并不是说现在的文坛。所谓战士者，是指中山先生和民国元年前后殉国而反受奴才们讥笑蹋糟的先烈；苍蝇则当然是指奴才们。至于文坛上，我觉得现在似乎还没有战士，那些批评家虽然其中也难免有有名无实之辈，但还不至于可厌到像苍蝇。现在一并写出，庶几乎免于误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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